每日热文：那么多人生意义，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上一篇《活下去是硬道理》中，我们讲了心理学家、意义疗法的开创者维克多·E·弗兰克尔是如何在集中营里活下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意义感。

这一篇我们先来看看弗兰克尔的成功人生，再来看看除了成功，还有哪些人生意义。

(资料图)

弗兰克尔，二十世纪的奇迹

弗兰克尔幼时就立志当一名医生，读中学时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把自己的理想进一步具体化为当一名精神病科医生。

弗洛伊德是心理学的一代宗师，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心理学的代名词，他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他的弟子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后来开创了个体心理学派。他俩和弗兰克尔同时代，都生活在维也纳。

弗兰克尔先后受到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思想影响，不过他对这两个学派都不能完全认同。作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特别是负责有自杀倾向病人的精神病科医生，他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帮病人找一个理由活下去。

他把这种将某种看似无意义的痛苦转换为一种有意义的生命体验的治疗方法称之为“意义疗法”。

弗兰克尔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思想区别，简单来讲就是，弗洛伊德把人理解为只是一种生物，阿德勒把人理解为超越了生物的人，而弗兰克尔则把人理解为超越了人的一种存在。

弗兰克尔的观点产生于作为一个精神病科医生必须救助处于极端困苦状态中的病人的需求。诚然，人是生物，人是人，但只理解到这两层，不能帮助人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活下去。

当时，弗兰克尔看到的“极端困苦的处境”是他的病人所遭受的精神病，没想到更可怕的处境正逼向他本人和千千万万犹太人。弗兰克尔后来说：“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我研究心理学的有趣对象。”

在被抓进集中营前，他正在撰写有关意义疗法的专著《医生与心灵》。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已料到会和家人一起被送入集中营，于是越发抓紧时间写作，无论如何，也要将意义疗法的核心思想留存下来。

进集中营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带上了这部手稿。有一次他想在老囚徒中结交一位知心朋友，就偷偷靠近其中一位，指着自己上衣口袋里的一卷纸说：“嗨，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讲，能够活命就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手稿。但手稿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虽说要相信命运，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这个耗尽我毕生精力的手稿。你能理解吗？”

那个囚徒说：“理解个屁！”这部手稿后来在弗兰克尔转进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被收走了，尽管他缝在大衣里子里。

他想把丢失的手稿重新写下来，让意义疗法为世人所知，帮助更多的人活下去。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他活着走出了集中营。

天寒地冻的早晨，在去工地的路上，饥饿难耐，两脚因为长期饥饿而浮肿，不能全部穿进鞋子，满是冻疮的脚裸露在寒风中，钻心的痛。这时他就开始想象自己在一个宽敞、温暖、明亮、气派的礼堂里，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满场屏气凝神的听众发表演讲，题目就是《集中营的心理治疗经验》，而内容正是此时此刻的经历。

想象自己离开集中营后演讲、传教意义疗法，是弗兰克尔抽离眼前痛苦的有效方法。他还和狱友们约定，每天每人准备一个笑话或者故事，互相分享，主题就是想象离开集中营后的生活。

弗兰克尔离开集中营后的生活超过了他最狂野的想象，他和弗洛伊德、阿德勒并称心理学三大学派宗师，无数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无数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他和第二任妻子艾丽周游世界，到各国演讲，美洲就去了100多次。还做过4次环球巡讲。

无数人受他启发、激励找到生命意义，活了下来，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故事，表示感谢。他还有不少名人粉丝，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遗孀，曾邀请弗兰克尔夫妇去她离华盛顿不远的葛底斯堡镇上的庄园做客。

教皇保罗六世在梵蒂冈专门接见了弗兰克尔夫妇，称赞意义疗法，认为它不仅对于天主教，而且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

弗兰克尔则表示：“上帝的眷顾让我走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得以在这世上继续活了50年，我必须做点什么，回报这份眷顾。”

1997年弗兰克尔无疾而终，享年92岁。弗兰克尔的人生是相当成功的，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那样成功的。

“成功学”之殇

显然，成功只是人生意义的一种而已，如果是唯一的一种，那么绝大多数人就无法活下去了，人这个物种就无法延续。任何一个物种的才能都是金字塔式的分布，绝大多数的才能集中在金字塔尖极少部分成员身上。

人群中能获得成功的只能是这极少部分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乔布斯所说的那样“在宇宙中留下一个印痕”，绝大多数人是默默无闻的分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分母就没有分子，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这几十年所谓“成功学”的兴起让大家觉得好像不成功就得成仁，这很危险。

首先，不少所谓成功学大师对成功的定义有失偏颇，只强调富贵，豪宅、豪车、美女、美食、名表、名包，以及各种特权。

这个定义不管是对个体还是整个人类来讲，都是可笑的。

还是我们的祖先有智慧，强调“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富贵只是其中一项，且不是最重要的一项。

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估计是巴菲特。常驻全球富豪榜前五的股神巴菲特到今年8月30日就93岁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5月6日刚和他的99岁老哥芒格一起开完股东大会，致辞、回答股东提问，连续六个小时，毫无纰漏。

每年巴菲特的股东年会，是全球投资者的麦加朝圣。大家朝觐的是一个“五福临门”的真正的成功者。巴菲特现在还住在60年前买的房子里，开着十几年前买的车，吃着两三块美元的麦当劳，守着发妻生前给他安排的第二任妻子，把财产几乎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

显然，他深谙罗素讲的道理：“使我们无法自由而高尚地活着的最主要障碍是对财富的迷恋。”

对个体来讲，真正的成功是“五福”，对人类来讲真正的成功是创造。没有创造性活动，人类就不能生存、发展。

从这个角度讲，每一个母亲都是成功的，生儿育女是最伟大的创造活动，没有什么比创造新生命、哺育新生命更神圣的事情了。

其次，除了错误定义成功，不少所谓成功学大师还把人生简化为一场人与人的竞争，让被比下去的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诚然，人生是一场竞争，但不是人与人的竞争，而是自己与自己的竞争。

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出生的时代、地方、家庭，生理健康程度、心理健康程度，身高、面容，智商、情商、胆商、灵商，等等，没有一项是平等的。

巴菲特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我是一个出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白人男性。”

如果一个戴着头巾、忍饥挨饿、智力低下、患躁郁症的伊朗妇女因为自己不能像巴菲特那样成为首富而抑郁焦虑甚至自杀，我们会觉得无比可笑。然而，我们自己总是不自觉地与所谓成功人士攀比，每每黯然神伤以至于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自己却不觉得可笑。

在交通、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攀比倾向越来越严重了，以前只能和村子里的人比，现在能和全世界的人比了。越比越郁闷。

实际上，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配置标准不同，我们只能在各自的配置基础上努力。努力是必须的，配置再高的人不努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羡慕嫉妒恨别人的配置与成功，到了心理出问题的程度，其实是在逃避努力。我都精神病了，还要我怎么努力。

情愿患精神病也不愿努力，情愿死也不愿思考。

再次，成功学忽略了成功的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成功的人根据成功的高度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世界首富马斯克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物种延续问题，要节省能源，要殖民火星。而从小山村出来的凤凰男可能要关心一族的生计。

总之，分子应该关心产生它的分母的这个群体的生存。不然这个族群最终会被淘汰。美国民众呼吁政府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和对穷人的福利，呼吁得最积极的是巴菲特等富人本身，这是分子对分母的回报。

配置不同，努力程度不同，成功的程度不同，带来的责任也不同，如此而已。真正赋予人生以意义的是责任与努力，而不是成功。

不少所谓成功学大师盲目强调富贵，突出竞争，忽略责任，是相当有害的。

普希金说：“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能以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度过一生。”

责任感让你身心健康

通过责任获得人生意义其实很容易，只要有社会关系就有责任。

家庭是社会关系最紧密的单位。家有嗷嗷待哺的幼儿和飞速成长的少年，父母就不太可能自杀，特别是母亲。女性的自杀率显著低于男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该成家的年龄成家，该生娃的年龄生娃，家庭形成的层层社会关系是心理健康、保护自己的安全网。当然如果错过了成家、生娃，也不要灰心，还有朋友。

如果朋友也没有，也不要灰心，还有邻居。瑞典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讲述了一个无子丧妻的患有轻度强迫症的老人因邻居的巧妙救助，多次自杀未遂的故事，是一部悲喜剧，让观众全程又哭又笑。

除了家庭、朋友、邻里，工作也能带来责任感。也许你的工作不能像弗兰克尔那样拯救很多人，但是某种意义上，拯救一个和拯救一万个是一样的。犹太教《塔木德》说：“拯救了一个心灵，就是拯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当然，大部分人的工作不会涉及人的生命，但是总会涉及人的福祉。你尽到你的职责，就改善了某些人的生存状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功德无量。

如果失业了，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当志愿者，这也有助于建立责任感，找到生命的意义。多国多项研究表明，失业的人当志愿者的小组自杀率比不当志愿者的对照组低至少一倍。

如果一个孤儿，长大了成为佛系青年，不愿意结婚，更不愿养小孩，没有朋友，不愿和邻舍打交道，没有工作，也不愿当志愿者，那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可以养宠物养花，正常的人不会忍心宠物饿死，有的人甚至看不得花枯萎。

总之建立一些需要你负责任的关系，不一定是与人的关系，与花鸟鱼虫甚至它们的电子化身都可以。尽你所能，建立关系，寻找责任。

弗兰克尔把“自由与责任”比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责任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他说应该在美国西海岸建一个责任女神像，以配美国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要实现人生的意义，就必须超越主观的快乐，做某件“献身于他人的事”。

实际上，没有一项责任是毫无乐趣的。哪怕再简单乏味的活动，当你意识到你的责任并专注沉浸于活动本身时，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快乐。稻盛和夫的“扫除道”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然而，当一个人的心理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时，责任感就不足以让他们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了。

韩国政府为了摘掉麻浦大桥“自杀大桥”的恶名，阻止人们跳江自杀，与三星一起策划了一组名为“生命之桥”的公益广告，在桥上贴了试图激起人们责任感和求生欲的图片和文字。

贴了这些图片文字后，自杀的人更多了。看到“家中父母、孩子、太太在等你回来”等字样，陷入极度痛苦的人想到的不仅是责任，更是这些责任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本来还犹豫不决要不要自杀，这下铁定了心。

而对工作绝望的人，看到“吃饭了吗”“最近忙吗”“泡个澡吧”之类的关心，想想自己忙成狗，这个点还没吃晚饭，实际上中饭也没吃上，不记得上次泡澡是什么时候，越想越气，一跳了之。

或许应该在桥上贴一些弗兰克尔他们在集中营的图片和故事。让想自杀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算不得什么。

当一个人的痛苦达到一定程度、责任感无法拯救他的时候，该怎么样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意义呢？

痛苦本身就是意义

自杀的人并不是觉得自杀会带来快乐，而是实在太痛苦了，认为自杀可以结束痛苦。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觉得痛苦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不应该结束，那么就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过这不容易做到。比较容易做到的是为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目的忍受痛苦，比如为了成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为了儿女“做牛做马”；为了“黄金屋、颜如玉”，悬梁刺股，二十年寒窗，等等。

但是为了痛苦本身而忍受痛苦，把痛苦本身作为意义，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在大家都要追求幸福的现代。

心理学最新的流派称为“积极心理学”，亦称“幸福学”。从精神分析学，到幸福学，从研究怎么帮助精神病患者重获健康，到研究怎么提升正常人的幸福感，这是一种进步。

弗洛伊德说，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没有痛苦，到了现在这已经不够了，生活必须快乐幸福。

很多人觉得人就是应该幸福的，我有幸福的权利，可我现在不幸福，我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我感到郁闷、焦虑、羞耻、恐惧、愤怒、绝望。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人并没有“幸福的权利”，人有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宪法说的是“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是“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生命与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幸福不是，追求幸福是。你可以追求，但不能保证你能得到。这很符合逻辑，追求是客观的行为动作，是可以保证的，幸福感是主观感受，如何保证呢？在脑科学足够发达、可以精准干预人体生化反应之前，没法做这个保证。

实际上，幸福心理学的深层引导是，幸福是种能力，不是一种状态，就算在痛苦的处境中，也可以调整心态，获得幸福。

痛苦是与生俱来的，痛苦本身就是意义。在说服人们接受苦难这方面，宗教其实是最有效的。基督教有原罪说，人人生来有罪，必须受苦才能赎罪。

佛教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就是围绕“苦”讲的一系列道理，有哪些苦，为何有这些苦，断灭一切苦可以得涅槃，怎么修道达到这个境界。

弗兰克尔说：“要这样生活，好像你已经活过一次，而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所以现在你要重新开始，把它们做好。”这和佛教的轮回说何其相似。

现代人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科学已经很发达了，没法一字一句地相信任何宗教，但又不够发达，没有发达到知道自己的大脑到底是怎么回事并加以有效干预的程度。

人类发明抗生素后，细菌感染不再是威胁生命的问题。可是抑郁症患者、躁郁症患者、边缘人格障碍患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等的大脑构造和运行到底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治疗，我们却还不知道。这些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每年夺去无数人的生命。

在科学足够发达之前，或许信仰一个宗教是个好主意，能让你更好地接受痛苦，与痛苦共舞，平安度过一生。毕竟，在人类进入“理性时代”、开始科学革命之前的几千年，拉比、牧师、阿訇拯救了无数人的心灵和生命，有人说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病医生。

丹麦宗教哲学家、心理学家、诗人索伦·克尔凯郭尔说：“一个人最大的不幸，便是不知道来自自己心灵上的痛苦，究竟是病，还是罪。”

管它是病还是罪，活下去是硬道理，好死不如赖活。

当然人类最终还是要把它当病来研究治疗，不然文明将倒退到中世纪。

总之，生命的意义有无数种，可以粗略归为三大类——成功、责任、痛苦。

只有极为幸运的人才只需第一种，比较幸运的人诉诸到第二种也可安度一生，不幸的人就必须学会把痛苦本身当作意义了，无问西东。

所幸，不幸的人是绝大多数。

拥抱痛苦吧，兄弟姐妹们，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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